文｜ 刘敦楼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学者郑永年在醉花林俱乐部一演讲中就中国崛起与制度建设的关系谈了个人的看法。（1月28日《联合早报》读了之后产生一点感想很想来个 “一吐为快”。     

      郑在演讲中首先说“中国的制度已大体成型，但仍需要完善细节，“中国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会走回头路，但需要完善制度”。郑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学学者，他对中国下一步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看得清楚的。在我国现阶段，制度不是建立问题，也不是重新构建问题，而是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并使其现代化问题。  

     发展到今天，中国已不存在制度的大量缺位，而是存在着现有制度如何高效运作和制度的优势潜力如何得以进一步发挥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和发展任务，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的。这也是“制度完善”的题中应有之义。       

      郑说“中国从孙中山到国民党、再到毛泽东时代，解决了国家与革命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国家与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解决国家与制度建设的问题。”

     其实，制度革命和建设是任何一场革命和变革不可回避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一样的废除旧制度和建设新制度的任务。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这场革命完成此项任务虽然还不那么好，但毕竟为中国后来的制度向好的方向变化奠定了基础。后来即使出现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但国民党统治与过去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政权相比已有较大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一场社会革命，也是一场制度革命。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政治上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上通过“一化三改”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其中包括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于是初建，又由于经验不足和深受前苏联影响，这样的经济所有制还存在不足，还不适应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完善，形成了现在已基本成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等。          

      郑说，在制度建设问题上至今“最没有形成共识”，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发表宏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表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共识。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改革是一场革命，但不是推倒重来。改革是克服我们现有制度和体制的不足，是改掉不适应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尽管党内党外一部分人深受西式民主政治影响，甚至在社会上一度形成“西化”的思潮。但总体上我们在制度和体制改革问题上形成的“改进与完善”共识没有变。这也前苏联垮台而我们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在演讲中较多的阐述了“制度建设与中国崛起及未来前途”的关系。他认为制度建设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这项工作做不好，中国崛起“仍将是虚假的”。这是否将制度建设的作用吹过了头。四十年的改革实践表明：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罕见的宏大的系统工程，决定中国走向成功的原因有多方面，“制度建设 ”仅是其中的一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说有什么”关键“作用，对我们中国来说，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是有一定的”关键“作用的。如当代中国，如果不是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那是不可能迅速和平成功崛起的。而郑在演讲中提到的”制度建设“主要还是指制度的完善，”中国的制度已大体成型，但仍需要完善细节“，如果这也将会造成中国“崛起虚假”，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了。

      当然，认为社会制度有“关键”作用，我们也不必陷入“制度决定论”的陷井。有不少西方政治学者和政客始终认为西式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民主制度是当代世界最先进最成熟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世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建立了这类制度，就一定会走向成功和强盛。然而，无数事实表明这仅是一厢情愿。在“第三波民主浪潮”和后来的“颜色革命”中出现的多个西式标准民主国家或政权极少有成功的。不仅不成功，至今还在动乱不停，自杀性爆炸不断。

      近几年，谈”社会制度建设“的学术会议或研究会是不多了，主要緣由是这个课题比较“敏感”，在研究探讨的时候易出现“擦枪走火”。我们经常倡导的“四个自信”里面就有一条“制度自信”。既然对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很自信，就不必担心人们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进行各种各样的议论甚至批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