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美国学者、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在中国斩获不少读者。作者为深化主题和更有力地说服读者，在书的收尾部分还列表附插了16个史上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所举案例反映了历史不同年代“崛起国”与“守成国”在世球范围内或区域内在某一领域或更多领域的争霸斗争。                                                                                       

      中国读者对其中的一部分案例是比较熟悉的。如15世纪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早期殖民主义者在全球贸易和航海领域里的争斗；17世纪中后期英国同荷兰在全球范围内围绕海权和贸易权的争斗，以及后来法国与英国基本在同一范围内围绕海权、陆权的长期争斗等。

      对其中的另一部分案例，除非是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专业人士，普通读者就不一定熟悉了。好在作者对每一案例都作了较详尽的史实性叙述和分析，一定程度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还有少数案例，即使作者作了史实性叙述和分析说明，中国读者对此并不一定认可。如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英国和法国与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争夺“欧洲政治影响力”的争斗，即案例16，有些读者就认为：争夺“欧洲政治影响力”而不是争夺欧洲一些领域的实际主导与控制权，就难以构成“修昔底德陷阱”。说德国统一后成为崛起国势必要对守成国英国和法国发起挑战和威胁。然而，依据历史上“修昔底德陷阱”的一般规律崛起国挑战守成国根本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1945年，作为消灭纳粹的一部分，德国已被强制解除武装并进行去军事化”，德国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挑战守成国英、法两国。

      东西德统一后其经济发展迅速并再度成为欧洲经济中心，如果说它对欧洲有什么影响的话，应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德国统一后很快就被纳入欧盟和北约的政治和军事框架，它已被改造成“欧洲化的德国”而不是“德国化的欧洲”，因此，它对“欧洲的政治影响力”是难以独立发挥作用的。                    

      尤其引起中国读者注意的是，作者还把中国与俄国一道并列为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守成国”，这未免有点让中国读者感到惊讶。作者虽然在书中对什么是“守成国”没有作出专门的概念性描述，但读者能从字里行间里读出一国成为“守成国”的基本条件。

      守成国首先应是一大国和强国。其次，守成国已在某一区域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领域或多领域内确立了霸主地位。没有这个实力和地位就不大可能引起崛起国的关注和挑战，也不可能成为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很大的障碍。再次，虽然是守成国，它对崛起国具有强大的反挑战能力。守成国就是历史上的崛起国，不具备这种能力是不可能成为崛起国的。

      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是世人皆知的。封建政治腐败，社会经济极为落后，民众生活困苦不堪，国防体系和军备落后，军力不堪一击，在国际上是任人宰割。在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惨败，列强通过《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中法新约》等在中国攫取了巨大利益，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按所列的这三条基本条件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守成国”可言。

      中国人以儒家文化立国，在其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历来以“中和”为要。在历史的强盛时期从未对任何一个“守成国”或“崛起国”发起无端的挑战甚至战争。因此，作者把这个时候的中国也列为“守成国”是不大合适的，也不符合历史史实。似乎当时这两国已陷入“修昔底陷阱”爆发战争有其必然性。这样做等于是为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提供了“合理”的理由和根据。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一次争霸战争，两国的主要目的是争夺中国的东北、朝鲜半岛及东亚的陆权和海权。从发生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来看与中国关联不大，中国并没有以守成国的身份与俄国一道与崛起国日本作战和展开争霸斗争。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因此，当时的中国与日本也就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相对于日本，俄国较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欧洲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说俄国是守成国还差不多。因此，结合前述，16个“修昔底德陷阱”案例中的第10个案例应将中国剔出守成国之列，保留俄国为守成国才符合当时东亚地区存在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实际。